雖然自梁振英上任以來,他自己和其施政團隊接連爆出負面新聞,但身邊的朋友,特別受到其小恩小惠的人,對共產黨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的人,仍然認為他是「真正為貧苦大眾切想」的人,他現在的困境,是一群「為反對而反對」的人造成。那麼,這些所謂「為反對而反對」的人為甚麼討厭梁生?那是因為他根本是一頭「披著羊皮的狼」,本文誓要把其真面目再次揭露出來。
疑似中共地下黨員
有關梁振英是否共產黨員,自他加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起就不絕於耳。直至中共前香港地下黨員梁慕嫻女士在她的著作《我與香港地下黨》和在《開放雜誌》投稿的系列文章中從不同方向印證梁振英就是中共黨員,梁的「真實身份」再一次被人重視。由於是地下黨的關係,為了保密無論是單線或是小組通訊均沒有留下證據,情況就有如大家觀看的諜戰片一樣。所以除非梁自己承認,否則永遠沒有實據証明他自己就是地下黨員,就如從未有諜報人員承認自己是間諜一樣。不過對我自己,還有不少泛民主派成員來說,梁是否共產黨員根本並不重要,最重要是他的言行和一名共產黨員無異。
梁振英以31歲之齡,加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年紀輕輕就得到北京賞識;在回歸後,更獲得前特首董建華的重用,在鍾士完退休後獲委任為行政會議召集人。自起草《基本法》時已與梁交往的資深政界人士指,早在回歸前,梁就已經以北京代言人的身份自居。而且一直以來梁對北京都是唯命是從,對於全面普選特首及立法會、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對《基本法》23條立法、平反六四的立場等, 梁即顧左右而言他,從不肯明確表態,不論梁如何包裝自己,也改變不了其對北京唯命是從的事實。
其中最經典的言論是於2010年11月12日在中文大學演講,有一名學生在答問環節質問梁振英對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看法時,為了向北京獻媚,竟然認為下令血腥鎮壓八九民運的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應該是「第一個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人」,而非曾參與民運的劉曉波,並質疑其獲獎的合理性。梁認為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令國民脫離貧窮,亦為內地及鄰近地區的繁榮穩定作出貢獻。他晚上更在網誌補充,以和平方式收回香港,也是鄧小平應獲獎的原因。但本blog在《中國的十字路口》一文提過,由於沒有推動促進民主的政治改革,國家主要的經濟命脈都被國內黨政軍權貴家族所壟斷,因此國內的貧富差距非常嚴重,而鄧就是當年親手握殺以胡耀邦、趙紫陽為首推動的政治改革的禍首;至於「和平收回香港」,也是多得英國政府的「出力」才成事。因此若鄧小平能獲獎,真的是荒天下之大謬!
在參選特首期間,梁振英曾出席一個名為「房屋政策前瞻」的論壇,梁表示社會共識永不能取代領袖的價值觀及領導能力,如我們只追求完全的共識,土地就只能就此荒廢。從此看出梁的思想與一般獨裁者無異。再加上指摘傳媒、批評立法會,所作所為都意圖封殺不利於他的報導,將立法會變成有如人大的橡皮圖章;為求急於建功立業,不惜犧牲程序,只講求所謂「效率」。他不明白「真理是越辯越明」的道理,立法會的作用就是透過辯論,檢視政策在各方面有沒有錯漏,從而作出改正,避免日後出現問題,並平衡各方利益而得出最能符合眾人的出路,但梁這種只求速度,橫衝直撞的處事手法,只會為他人帶來災難。
在首場特首候選人電視選舉論壇上,唐英年不惜違反行會保密原則,指出梁振英在2003年一個政府高層會議上,討論應否繼續硬推23條時,梁竟說:「香港始終有一次要出動防暴隊同催淚彈對付示威人士!」更指為了打擊商業電台,建議把商台牌照年期縮短,梁振英即時黑面否認,但有前商台知情人士透露,當年商台以鄭經翰、黃毓民兩名嘴封咪換取12年牌照;而且唐的指控亦非常具體;加上唐再發表聲明,表示基於公眾利益揭露真相,並願承擔一切後果。如斯悲壯的行為,真的很難讓人不相信唐所言。而這種種打壓示威人士、言論自由的行為和言論,不就是共產黨的慣常手段嗎?
「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裡來,外面披著羊皮,裡面卻是殘暴的狼。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荊棘上豈能摘葡萄呢?蒺藜裡豈能摘無花果呢?」(馬太福音7:15–16)
「太極」傳人
自從梁振英準備參選特首開始,就不時公開批評曾蔭權政府的施政來爭取對政府不滿的廣大市民支持,擺出一副跟特區政府劃清界線的態度,實在匪夷所思。雖知香港是「行政主導」的社會,施政出現問題,是整個行政組織,即香港行政會議的責任。不要忘記,自回歸以來,梁已是行政會議成員,他所說的一大堆問題也非今天才出現,作為資深行會成員,他是否要為這些問題負上責任?而這名行會召集人竟可當成完全與自己無關。他這些有如推卸責任的言論,已惹怒不少行政會議的其他成員和公務員,認為他身為行會召集人,竟然如此公然向政府抽水,實在令人難以接受。若一個人對自己所任的職務欠缺基本的忠誠,對錯失也只會卸膊,我們又如何相信他擔任特首後會盡忠職守呢?
梁振英的轉移群眾視線的能力亦相當驚人,在梁被西九規劃比賽漏報利益醜聞纏身,被傳媒弄得焦頭爛額之時,立馬投下「唐宮」僭建醜聞的炸彈,善忘的香港傳媒馬上把焦點放在監視唐宅身上,而忘記梁於「西九門」有關利益輸送的指控比唐英年的「僭建門」更為嚴重。因為西九事件涉及公眾利益、社會的廉潔。但唐的事件允其量只是「家事」,只要馬上向公眾道歉,找屋宇署職員處理,問題就能迎刃而解,弄致如斯田地,只怪唐的應變能力太低所致。而且最後梁亦被爆出僭建問題,梁的問題並不是「僭建」本身,而是「有口話人,沒有口話自己」的處世態度。
梁振英接受無線電視訪問時,反駁外界指他「識講唔識做」,他指出外國有不少例子證明,擔任政府領導不一定要做過官員,有行政經驗不代表有管治能力。 但是他為了當選特首,就得罪了一大班公務員和同僚,很難令人相信他是一名懂得「管治」的人。
「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馬太福音7:3–5)
梁的管治能力
梁振英擔任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時,曾用狠辣的手段打壓工會活動和言論自由。城大教職員協會主席謝永齡批評,梁以營商手法營運城大,不經諮詢下突然取消職員退休公積金制度,嚴重打擊員工士氣。有城大教師更批評,梁任內曾向協會執委發出律師信。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高級導師陳士齊指出,梁振英出任校董會主席期間,校方突要求收回城大教職員協會的房間,打壓工會手法狠辣。面對指控,梁「照舊」全盤否認,更將責任推卸給校董會,又指這並非校董會主席的工作。但若無梁首肯,校方會做出這種事情嗎?而在城大教職員協會於特首選舉前進行的教職員問卷調查,就梁振英擔任城大校董會主席進行評分,結果梁的表現劣評如潮,以10分為滿分,梁在個人品格各項均只有近乎0分的水平,他最欣賞自己的領導能力也只獲1.25分,整體表現平均只有0.86分的超低評分。根據《蘋果日報》報導,有員工指控梁振英將城大當作政治舞台,為了炫耀自己的政績,在沒有諮詢員工及在政府反對下,一意孤行成立獸醫學院,然後透過改革薪金制度榨取員工的工資,
以推行開支龐大的獸醫學院項目,有傳有兩名主管級人員因在削減薪酬事件中,表現較為支持員方和工會,結果被梁解僱,其中一人由於合約未完,被投閒置散,至合
約屆滿後不獲續約;有教職員形容梁振英如毛澤東般專制獨裁;有任職25年的資深教職員批評,梁是其遇過最差的校董會主席;亦有教職員指,梁的管治如同納粹黨,任內製造白色恐怖,肆意打壓校園內的言論自由;有員工甚至比喻他在任三年,一如日軍侵佔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城大如毛澤東極權統治下的中國。連一所大學也管不了,梁生,你真的認為自己可以管理好一個有七百多萬人口的城市嗎?
而蕭若元甚至於《香港的命運》一書中直言梁振英就如新朝的王莽一樣。在未登上帝位前,王莽禮賢下士,清廉儉樸,常把自己的俸祿分給門客和窮人,甚至賣掉馬車接濟窮人,深受眾人愛戴,在關心基層上與梁十分相似。王莽當上皇帝後馬上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新政,屢次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以王田制為名恢復井田制,把鹽、鐵、酒、幣制及山林川澤收歸國有,不停回復西周時代的周禮模式,以為天下就自然得到治理,由此可見王莽是一個事事復古,脫離現實的政治家。由於政策多存在不合時宜之處,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不斷挑起各貴族和平民的不滿。而梁一直堅持要將現時的三司十二局重組成五司十四局,否則政府便不能建設更多公屋和提供更多土地,其思維和王莽一樣荒謬。而且臃腫的架構只會令到政府結構更為複雜,運作時也只會更為緩慢,亦造成大幅增加公帑的開支(每年7,200萬港元),更甚是造成整個公務員體系的不知所措。所幸的是香港還有立法會,才不讓他得逞,否則香港很快變成另一個新朝。
還有梁和其管治團隊作出無視經濟學的增加供應同時不拉低樓價的「理論」;因「運動場太多」而把運動埸改建成公屋的呼籲;為了討好排外民粹,不了解雙非問題的真相,無視香港人口老化,私家醫院可能因此而破產或要大幅裁減婦產科人手的「雙非零配額」。那些缺乏實際處事經驗、志大材疏、剛愎自用、只懂爭權奪利之輩,才是世上最危險的人物。
梁營公關,藉著年輕一代普遍對其過去負面新聞缺乏認識,巧妙地將梁振英塑造成基層代表,讓社會上鬱鬱不得志的人,把希望寄託在梁身上。他的本質根本就是一頭「披著羊皮的狼」,諸位請勿被其美麗的包裝欺騙了,君不見當年共產黨也是以貧富均等、打擊土豪劣紳為名,所造成的萬劫不復的境地嗎?
各位,請勿被「狼」騙了還幫他數錢,《那些年,我們不能一起選的特首 》(原曲: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改詞:yeungchi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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