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自習近平除掉被視為下任中共領導人的熱門人選孫政才開始，就不斷傳出習會提出修憲，廢除從前由鄧小平（1904－1997）定立的國家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沒想到習的第二個任期開始了不久，就急不及待地提出要取消國家主席連任的限制，順帶連副主席的連任限制都一併取消，實行和好兄弟王岐山「拍住上」。
在習近平完全掌權的今日，該議案獲得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99.83%出席代表贊成通過。有很多人說人大代表不過是橡皮圖章，議案能獲得絕大比數通過並不是奇怪事，人民只能被迫接受，不過以我所接觸的內地人來看，贊成和反對的人約是六四之比，而且那些贊成的人不是受脅迫，而是真心贊成這議案的，而他們所持的理由都相當一致，就是「中國人是需要人管的」。
聽下來好像很有道理，但又總覺得有點問題，試問世上有誰不需要人管的呢？美國人自戀，日本人排外，英國人官僚，法國人高傲⋯⋯那些民族劣根性若沒人管，同樣都會弄出天大的問題來，但人家不用皇帝來管，仍可以好好控制啊，為甚麼就只有中國人需要皇帝來管？
於是乎「中國人低等說」又可以再拿出來耀武揚威了，不過聖經有言「世人都犯了罪」，無分貴賤，亦無分種族，大家都是一丘之貉，本質並無高低之別，究竟中國人發生了甚麼問題呢？
雖然自漢武帝（前157－前87）「獨尊儒術」開始，儒家成為中國思想之首，不過此儒術和孔孟時期的儒卻相去甚遠，當中其實混入了大量法家思想，後世學者稱之為「法儒」，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權力而發展出來的思想，因此自先秦開始，到漢武帝，直到中國共產黨，影響中國人最深的，表面上是孔孟，實質是法家。
早期的法家思想混雜，離成一家之說仍相去甚遠，直到進入春秋戰國的亂世時期才得以快速發展（就是所謂「治亂世，用重典」），到戰國時期韓非（前281－前233）「集法家之大成」，成為君王統一天下的基礎理論，再經韓非的師弟李斯（前284－前208）將其發揚光大，讓其影響力延伸到今日。
韓非是荀子（前316－前213）的門生，荀子雖然是儒家，但主張「性惡」，即人性本惡，必須要透過教化和禮的規範，才可以趨向善。韓非不但認為人性本惡，更認為教化無助改變人的本性，於是索性放棄教化，主張君王要建立一個完善的統治制度，才可有效地管轄人民。要做到有效的管治，就必須要對「法」、「術」、「勢」三者融會貫通，互相配合使用，就能做到「法行而君不必憂；臣不必勞，民但而守法，上下無為而天下治」，這就是法家版的無為而治，和漢初奉行的無為而治其實有很多類同的地方，再一次證明法家思想真的是深入中國人，特別是統治者的血脈當中。
所謂「法」，就是制定法律條文，定下賞罰準則，並且要徹底執行，不能徇私；「術」，指權術，即君主以權謀操縱臣僕，使其不敢為非作歹；「勢」，是指君主本身擁有的權勢，是不是很熟識呢，因到今時今日，共產黨仍是以同一方法管治人民。
雖然法家的「法」，和今日的法治思想可謂不謀而合，可惜途中卻走錯了路，運用「術」和「勢」去行「法」，過份高舉君王和管治機制的權能，基於人本「性惡」，結果讓擁有無上權力的君王，「得勢不饒人」，利用各種「嚴刑峻法」，以滿足一己之私慾，最後使法家淪為把當權者的統治合理化的工具。
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法家治國的政權正是先秦，初時成效可謂不錯，由於能成功管束國民去過管治者屬意的生活，秦國的國力不斷上升，最後以無可阻擋之勢，吞滅六國，結束中國超過五百年的紛亂局面。
雖然能結束亂世是好，但進入和平時代後，秦卻仍繼續堅持運用「嚴刑峻法」去管治臣民，人的尊嚴不但受損，生命更受到嚴重的威脅，當這些威脅超越人所能承受的極限，零星的反抗就會出現，而當統治者還不醒悟，不放鬆對人民的監管，全國性的暴亂就會發生，這就是暴秦速亡的歷史。
雖然因暴秦的教訓，法家注定不能成為中國的主流思想，但因為法家實在太能迎合當權者的心意，於是漢武帝讓其披上儒家的禮服，利用儒家強調孝悌的教導，「移孝作忠」，強化人對上位者的順服，把荀子的「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成為廢言，創造無數愚孝愚忠的故事，到今日繼續以「愛國愛黨」的形式去限制國民的思想和行動。
這些只管不教，或是選擇性地「教」的管治手段帶來一個災難性的結果，就是受管治的人漸漸認為自己是無可救藥的「性惡」，一定要接受當權者的管束，才不會胡作非為，於是就有「中國人是需要人管的」的既定印象。
荀子雖然強調性惡，但他亦相信透過教化，人仍可向善。雖然韓非的最高理想是「君無為，法無不為」，和今日的法治思想相當接近，可是法治社會的基礎不僅在於完善的制度，同時也包括德育的培養，而法家卻否定人能自覺行善的可能性，不但如此，還付予同樣性惡的君王無上的權力，以刻薄的規則，強硬的手段，巨大的權勢，強迫所有國民要按著統治者的心意生活，而國民的生命卻毫無成長，這就是今日大部分中國人的寫照，而生命沒有成長的人的最大特質，就是缺乏自律和委身。
基督徒常稱聖經中的《摩西五經》為「律法書」，猶太人卻稱之為Torah，中文直譯為「訓誨」。「訓誨」不同「律法」，「律法」如法家的「法」，只是賞善罰惡的準則，懲治實際做出的行為，而非內心的想法，但《摩西五經》中的誡命律例典章雖然有規範人的行為，但其主要作用不是用來作事後懲罰，而是針對人內心的動機，培育人的品格，是教化人的材料。例如《摩西五經》有一段這樣的教導
「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未記 23：22）
從前的以色列人視之為「律法」，一方面不想受罰，另一方面又想盡收莊稼，於是他們想出來的折衷辦法，就是幾乎割盡田的四角，每隻角只留下極少的莊稼給別人拿走，可是這其實是「訓誨」，神的心意是要有能力的人幫助窮乏的人，於是明白神的「訓誨」，接受其教化的波阿斯，開放自己的田地，讓來寄居的人執拾麥穗，甚至還吩咐僕人把收割好的莊稼故意掉在地上讓人拾取，以幫助有需要的人，波阿斯的義舉得蒙上帝的祝福，最後娶得路得，成為大衛和耶穌基督的祖先，這就是聖經《路得記》的故事。
在缺乏教化的威權統治下的百姓，就如剛剛所言，割盡田的四角的以色列人般，心不甘，情不願地過著統治者想要其過著的生活模式，內裡的生命根本沒有成長，只因不想受罰，遵行律法最基本的要求，從沒想過立法的因由，更不要說要自覺地遵行立法者背後的心意，反而更熱衷於走「法律罅」，或向執法者輸送利益，達致不用守法的目的，這就是所謂的「搬龍門」。
委身，是指向與己無關的人或事獻身，雖然高尚，卻又違反人性，但人是社會動物，小至公共衛生，大至社會資源分配，若沒人願意委身，整個社會就無法運作。於是為了吸引人獻身，社會唯有藉著利誘的方式，激發人利己的本性，驅使他們為社會服務，最直接是工錢，間接一點就是榮譽感。
而在眾多社會服務中，最吃力的，可算是社會資源的分配，就是所謂「政治」，而且由於這工作牽涉到社會全體各自的利益，很多時都是不討好的角色，於是為了吸引有能之士去進入這個「熱廚房」工作，就只能給予他們最誘人的報酬，那就是無上的權力，即是立王。
對於立王的後果，沒人比上帝說得更傳神
「撒母耳將耶和華的話都傳給求他立王的百姓，說：管轄你們的王必這樣行：他必派你們的兒子為他趕車、跟馬，奔走在車前；又派他們作千夫長、五十夫長，為他耕種田地，收割莊稼，打造軍器和車上的器械；必取你們的女兒為他製造香膏，做飯烤餅；也必取你們最好的田地、葡萄園、橄欖園賜給他的臣僕。你們的糧食和葡萄園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給他的太監和臣僕；又必取你們的僕人婢女，健壯的少年人和你們的驢，供他的差役。你們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們也必作他的僕人。」（撒母耳記上 8：10–17）
社會是屬於每一個人的，每一個人都有責任為其付出，就算不收分文，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更何況事實上只要每人都付出少少，整個社會就能運作得很好。但人因本性的自私和懶惰，寧願被動地做別人的奴僕，都不願主動地付出精神和時間，去完成小小的責任，結果讓野心家有機可趁，利用人心的弱點，「勉為其難」地去幹這份苦差事，實際上是藉這份「苦差事」所伴隨的權力，去滿足一己之私慾。
正由於委身並非人的本性，所以除了利誘，社會更需要透過教育，鼓勵人能自願去委身。可是為了更有效管治人民，法家選擇無限擴大君王和管治架構的權力，披上儒家的外衣後又太強調忠孝的教導，導致國民自願放棄監察政權的責任，讓統治者更有理由為所欲為。
既不信服創天造地的主宰，又不願過雖不完美，但尚算合宜的法治生活，寧願接受「性惡」又有限的人統治，到受不了的時候才起來反抗，成功推翻那個無道君王後，又另立一位君王統治自己，然後再重複同一個故事，不斷受「輪迴」之苦，又不去反省造成這樣的因由，正是中國人的悲劇。
「棄絕管教的，輕看自己的生命；聽從責備的，卻得智慧。」（箴言 15：32）
但中國人真的是無可救藥，無法擺脫專制流毒嗎？答案當然不是，關鍵還是在教化身上，我們可以看看香港和台灣兩個例子：
清朝戰敗後，香港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英國的殖民地，比起清朝，英國人較為重視一般民眾的公民教育，因此受其薰陶多年的港人，在自律性，特別是專業意識上都較強，甚至不時有捨己救人的事跡讓人傳頌。可是作為殖民地，香港長期受英國人的管治，主權移交後又受中國的威權統治所影響，自律有餘，但委身，特別是在政治上的委身卻欠奉，這就是香港人的悲劇。
至於台灣是承襲中華民國政府，自廢除帝制後，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1868－1940）就馬上廢除法儒，提出軍國主義、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和美感教育，被視為「德智體群美」五育的前身。之後蔣介石（1887－1975）揉合孔孟思想、國家利益、日本武士道和基督教的價值觀，推出名為「新生活運動」的公民教育。退守台灣後，雖因內戰失利而暫停，但公民教育仍得以繼續，到今日雖仍有不足，但當地人在自律和委身度都已達到一定的水平，而且在政治參予度上亦是華人社會中最高，因此才有足夠的成熟度推行法治和民主選舉。
不到兩百年的教化，兩地就已取得如此成績，就代表中國人絕對是有藥可醫的，所以真的無需那麼容易去放棄治療。
「你們這背道的兒女啊，回來吧！我要醫治你們背道的病。」（耶利米書 3：22上）
因罪的緣故，人本「性惡」，所以必須接受管束，才可以防止內心的罪無限膨脹，但人又是按神的形象創造出來，神本為善，因此人亦有從善的本能，可以藉教育助人向善，因此「管」從不離「教」。
「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希伯來書 12：11）
雖然要從過了超過二千年的生活模式走出來，是很困難，更可能要暫時和習以為常的安逸生活說再見，但當我們成功跨過這個成長的陣痛後，平安的果子就會結出來，我們就可以永遠擺脫這個「輪迴」。
在習近平完全掌權的今日，該議案獲得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99.83%出席代表贊成通過。有很多人說人大代表不過是橡皮圖章，議案能獲得絕大比數通過並不是奇怪事，人民只能被迫接受，不過以我所接觸的內地人來看，贊成和反對的人約是六四之比，而且那些贊成的人不是受脅迫，而是真心贊成這議案的，而他們所持的理由都相當一致，就是「中國人是需要人管的」。
聽下來好像很有道理，但又總覺得有點問題，試問世上有誰不需要人管的呢？美國人自戀，日本人排外，英國人官僚，法國人高傲⋯⋯那些民族劣根性若沒人管，同樣都會弄出天大的問題來，但人家不用皇帝來管，仍可以好好控制啊，為甚麼就只有中國人需要皇帝來管？
於是乎「中國人低等說」又可以再拿出來耀武揚威了，不過聖經有言「世人都犯了罪」，無分貴賤，亦無分種族，大家都是一丘之貉，本質並無高低之別，究竟中國人發生了甚麼問題呢？
表「儒」實「法」
雖然自漢武帝（前157－前87）「獨尊儒術」開始，儒家成為中國思想之首，不過此儒術和孔孟時期的儒卻相去甚遠，當中其實混入了大量法家思想，後世學者稱之為「法儒」，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權力而發展出來的思想，因此自先秦開始，到漢武帝，直到中國共產黨，影響中國人最深的，表面上是孔孟，實質是法家。
早期的法家思想混雜，離成一家之說仍相去甚遠，直到進入春秋戰國的亂世時期才得以快速發展（就是所謂「治亂世，用重典」），到戰國時期韓非（前281－前233）「集法家之大成」，成為君王統一天下的基礎理論，再經韓非的師弟李斯（前284－前208）將其發揚光大，讓其影響力延伸到今日。
韓非是荀子（前316－前213）的門生，荀子雖然是儒家，但主張「性惡」，即人性本惡，必須要透過教化和禮的規範，才可以趨向善。韓非不但認為人性本惡，更認為教化無助改變人的本性，於是索性放棄教化，主張君王要建立一個完善的統治制度，才可有效地管轄人民。要做到有效的管治，就必須要對「法」、「術」、「勢」三者融會貫通，互相配合使用，就能做到「法行而君不必憂；臣不必勞，民但而守法，上下無為而天下治」，這就是法家版的無為而治，和漢初奉行的無為而治其實有很多類同的地方，再一次證明法家思想真的是深入中國人，特別是統治者的血脈當中。
所謂「法」，就是制定法律條文，定下賞罰準則，並且要徹底執行，不能徇私；「術」，指權術，即君主以權謀操縱臣僕，使其不敢為非作歹；「勢」，是指君主本身擁有的權勢，是不是很熟識呢，因到今時今日，共產黨仍是以同一方法管治人民。
雖然法家的「法」，和今日的法治思想可謂不謀而合，可惜途中卻走錯了路，運用「術」和「勢」去行「法」，過份高舉君王和管治機制的權能，基於人本「性惡」，結果讓擁有無上權力的君王，「得勢不饒人」，利用各種「嚴刑峻法」，以滿足一己之私慾，最後使法家淪為把當權者的統治合理化的工具。
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法家治國的政權正是先秦，初時成效可謂不錯，由於能成功管束國民去過管治者屬意的生活，秦國的國力不斷上升，最後以無可阻擋之勢，吞滅六國，結束中國超過五百年的紛亂局面。
雖然能結束亂世是好，但進入和平時代後，秦卻仍繼續堅持運用「嚴刑峻法」去管治臣民，人的尊嚴不但受損，生命更受到嚴重的威脅，當這些威脅超越人所能承受的極限，零星的反抗就會出現，而當統治者還不醒悟，不放鬆對人民的監管，全國性的暴亂就會發生，這就是暴秦速亡的歷史。
雖然因暴秦的教訓，法家注定不能成為中國的主流思想，但因為法家實在太能迎合當權者的心意，於是漢武帝讓其披上儒家的禮服，利用儒家強調孝悌的教導，「移孝作忠」，強化人對上位者的順服，把荀子的「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成為廢言，創造無數愚孝愚忠的故事，到今日繼續以「愛國愛黨」的形式去限制國民的思想和行動。
只管不教的惡果
這些只管不教，或是選擇性地「教」的管治手段帶來一個災難性的結果，就是受管治的人漸漸認為自己是無可救藥的「性惡」，一定要接受當權者的管束，才不會胡作非為，於是就有「中國人是需要人管的」的既定印象。
荀子雖然強調性惡，但他亦相信透過教化，人仍可向善。雖然韓非的最高理想是「君無為，法無不為」，和今日的法治思想相當接近，可是法治社會的基礎不僅在於完善的制度，同時也包括德育的培養，而法家卻否定人能自覺行善的可能性，不但如此，還付予同樣性惡的君王無上的權力，以刻薄的規則，強硬的手段，巨大的權勢，強迫所有國民要按著統治者的心意生活，而國民的生命卻毫無成長，這就是今日大部分中國人的寫照，而生命沒有成長的人的最大特質，就是缺乏自律和委身。
缺乏自律
基督徒常稱聖經中的《摩西五經》為「律法書」，猶太人卻稱之為Torah，中文直譯為「訓誨」。「訓誨」不同「律法」，「律法」如法家的「法」，只是賞善罰惡的準則，懲治實際做出的行為，而非內心的想法，但《摩西五經》中的誡命律例典章雖然有規範人的行為，但其主要作用不是用來作事後懲罰，而是針對人內心的動機，培育人的品格，是教化人的材料。例如《摩西五經》有一段這樣的教導
「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未記 23：22）
從前的以色列人視之為「律法」，一方面不想受罰，另一方面又想盡收莊稼，於是他們想出來的折衷辦法，就是幾乎割盡田的四角，每隻角只留下極少的莊稼給別人拿走，可是這其實是「訓誨」，神的心意是要有能力的人幫助窮乏的人，於是明白神的「訓誨」，接受其教化的波阿斯，開放自己的田地，讓來寄居的人執拾麥穗，甚至還吩咐僕人把收割好的莊稼故意掉在地上讓人拾取，以幫助有需要的人，波阿斯的義舉得蒙上帝的祝福，最後娶得路得，成為大衛和耶穌基督的祖先，這就是聖經《路得記》的故事。
在缺乏教化的威權統治下的百姓，就如剛剛所言，割盡田的四角的以色列人般，心不甘，情不願地過著統治者想要其過著的生活模式，內裡的生命根本沒有成長，只因不想受罰，遵行律法最基本的要求，從沒想過立法的因由，更不要說要自覺地遵行立法者背後的心意，反而更熱衷於走「法律罅」，或向執法者輸送利益，達致不用守法的目的，這就是所謂的「搬龍門」。
缺乏委身
委身，是指向與己無關的人或事獻身，雖然高尚，卻又違反人性，但人是社會動物，小至公共衛生，大至社會資源分配，若沒人願意委身，整個社會就無法運作。於是為了吸引人獻身，社會唯有藉著利誘的方式，激發人利己的本性，驅使他們為社會服務，最直接是工錢，間接一點就是榮譽感。
而在眾多社會服務中，最吃力的，可算是社會資源的分配，就是所謂「政治」，而且由於這工作牽涉到社會全體各自的利益，很多時都是不討好的角色，於是為了吸引有能之士去進入這個「熱廚房」工作，就只能給予他們最誘人的報酬，那就是無上的權力，即是立王。
對於立王的後果，沒人比上帝說得更傳神
「撒母耳將耶和華的話都傳給求他立王的百姓，說：管轄你們的王必這樣行：他必派你們的兒子為他趕車、跟馬，奔走在車前；又派他們作千夫長、五十夫長，為他耕種田地，收割莊稼，打造軍器和車上的器械；必取你們的女兒為他製造香膏，做飯烤餅；也必取你們最好的田地、葡萄園、橄欖園賜給他的臣僕。你們的糧食和葡萄園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給他的太監和臣僕；又必取你們的僕人婢女，健壯的少年人和你們的驢，供他的差役。你們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們也必作他的僕人。」（撒母耳記上 8：10–17）
社會是屬於每一個人的，每一個人都有責任為其付出，就算不收分文，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更何況事實上只要每人都付出少少，整個社會就能運作得很好。但人因本性的自私和懶惰，寧願被動地做別人的奴僕，都不願主動地付出精神和時間，去完成小小的責任，結果讓野心家有機可趁，利用人心的弱點，「勉為其難」地去幹這份苦差事，實際上是藉這份「苦差事」所伴隨的權力，去滿足一己之私慾。
正由於委身並非人的本性，所以除了利誘，社會更需要透過教育，鼓勵人能自願去委身。可是為了更有效管治人民，法家選擇無限擴大君王和管治架構的權力，披上儒家的外衣後又太強調忠孝的教導，導致國民自願放棄監察政權的責任，讓統治者更有理由為所欲為。
既不信服創天造地的主宰，又不願過雖不完美，但尚算合宜的法治生活，寧願接受「性惡」又有限的人統治，到受不了的時候才起來反抗，成功推翻那個無道君王後，又另立一位君王統治自己，然後再重複同一個故事，不斷受「輪迴」之苦，又不去反省造成這樣的因由，正是中國人的悲劇。
「棄絕管教的，輕看自己的生命；聽從責備的，卻得智慧。」（箴言 15：32）
無可救藥？
但中國人真的是無可救藥，無法擺脫專制流毒嗎？答案當然不是，關鍵還是在教化身上，我們可以看看香港和台灣兩個例子：
清朝戰敗後，香港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英國的殖民地，比起清朝，英國人較為重視一般民眾的公民教育，因此受其薰陶多年的港人，在自律性，特別是專業意識上都較強，甚至不時有捨己救人的事跡讓人傳頌。可是作為殖民地，香港長期受英國人的管治，主權移交後又受中國的威權統治所影響，自律有餘，但委身，特別是在政治上的委身卻欠奉，這就是香港人的悲劇。
至於台灣是承襲中華民國政府，自廢除帝制後，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1868－1940）就馬上廢除法儒，提出軍國主義、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和美感教育，被視為「德智體群美」五育的前身。之後蔣介石（1887－1975）揉合孔孟思想、國家利益、日本武士道和基督教的價值觀，推出名為「新生活運動」的公民教育。退守台灣後，雖因內戰失利而暫停，但公民教育仍得以繼續，到今日雖仍有不足，但當地人在自律和委身度都已達到一定的水平，而且在政治參予度上亦是華人社會中最高，因此才有足夠的成熟度推行法治和民主選舉。
不到兩百年的教化，兩地就已取得如此成績，就代表中國人絕對是有藥可醫的，所以真的無需那麼容易去放棄治療。
「你們這背道的兒女啊，回來吧！我要醫治你們背道的病。」（耶利米書 3：22上）
因罪的緣故，人本「性惡」，所以必須接受管束，才可以防止內心的罪無限膨脹，但人又是按神的形象創造出來，神本為善，因此人亦有從善的本能，可以藉教育助人向善，因此「管」從不離「教」。
「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希伯來書 12：11）
雖然要從過了超過二千年的生活模式走出來，是很困難，更可能要暫時和習以為常的安逸生活說再見，但當我們成功跨過這個成長的陣痛後，平安的果子就會結出來，我們就可以永遠擺脫這個「輪迴」。
參考書目：
1. 林志成、陳耀南、吳宗文、李日堂、嚴鳳山（2016）《實用神學—宗教比較》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文字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