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聲明，本文所針對的，只是《香港城邦論》一書的內容，並無意對作者本人或與其相關的政治派系作出任何評論。
城邦論
有鑑於自回歸以來，不斷發生的中港矛盾問題，作者嘗試從過去出發，藉思想香港人的身分、位分，從而找出香港的出路。而他的結論，就是建立「中華邦聯」，即是作者的「城邦論」。
城邦，是指擁有主權或行使自治的城市。但由於這些城市一般都規模細小，並無自保的能力，所以她們很多時都會依附於一個強大的主權體制，如威尼斯共和國最初就是東羅馬帝國的屬國；或是數個各擅其長的城邦聯合，成一大國，如古希臘，當中兩大城邦代表，雅典和斯巴達，前者善於商貿，後者長於軍事。
在作者的構想中，「中華邦聯」是由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構成。由於過去兩百年的戰亂和各式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以上四個地區各自發展出既不同，卻又能互相補足的文化系統和民族特性。與其勉強統一，不如以聯邦的形式結盟，成一大國。
其實「中華邦聯」並不是甚麼新思維，早於民國初年已有學者討論，以解決早年軍閥割據，國內少數民族林立的問題。其實問題何止如此，即使是漢族，由於地域差異，同樣衍生出為數眾多的族群、文化和方言，因此若「中華邦聯」有朝一日出現，她的構成絕不止四份，和一份獨大（即中國大陸），而是如美國般被分成多個州份。
以目前而言，「中華邦聯」是一個遙遠的未來，至少要等到中共倒台後，她才有機會出現。那麼在「中華邦聯」尚未出現的現在，港人可以做甚麼，就是本書主要的內容。作者把這綜合成三個方向，分別是「放棄民主中國」、「保住香港城邦」和「維護一國兩制」，這三點亦是其論說中最受爭議的地方，而造成這些爭議的原因，是因為作者有三個假設出現了問題，造成思想的盲點，它們分別是「把中共想像得太善良」、「把內地人想像得太邪惡」和「把香港人假設為和內地全無關係的人」。
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港人除了要認識自身的歷史、位置外，我們更應該花時間去了解我們的敵人—「中國共產黨」究竟是甚麼，港人才有機會找到自身的出路。
說到中國共產黨，當然不得不說使其脫離蘇聯控制，成為世上獨一無二政體的推手，毛澤東（1893–1976）。在所有不受中共控制，和毛有過接觸的人所留下的見證中，都把毛說成是一個拒絕接受外面世界先進思想的草包。可是就是這樣的一個草包，竟然可以控制中共長達四十一年！當中更有二十七年是站在中國權力的最高峰上，莫非中國人真的是傻子嗎？
那是因為毛雖然拒絕學習外面的事物，但他對中國古今歷史卻非常熱衷，最重要的，是他能把從中學到的知識，完美無缺地運用於他的統治上。而他這種充滿中國古封建味道的統治模式，被其後的歷任國家主席所採用。在這系統下，權力是一切好處的來源，為了維護權力，就要運用權術，當中沒有任何道義可言，只有我們所讀的封建時期歷史中的謀略，所以根本不能用現代的思考模式去思想他們。這也是嚴重受歐洲哲學思想影響的現代人的問題，就是以自己為中心去思想別人，可是對方完全不跟你那一套。國民黨、英國、香港，之所以在與中共交鋒中一直處於下風，就是因為我們一直以世界主流的思想去思想中共，妄想中共會遵守雙方訂下的條約，於是對對手的錯估，造成我們的失敗，相反，聰明的美國人放棄與中共協商、立約一途，運用謀略與其周旋，才一直處於上風。
封建思想的其中一名代表，羅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272–337）曾提出，要讓帝國穩定，就必須要持守一神、一帝國、一皇帝的思想。套用於現今的中共政權，就是一黨、一國、一局（毛澤東時期也是一皇帝，但他死後就轉為集體領導），所以對於中共這個封建政權而言，若讓不同的文化，即作者所說的城邦文化存在於一個國家內，輕則磨擦，重則內鬨，結果和古希臘城邦的收場一樣，以上這些都會造成國家的不穩定因素。再加上這些城邦所高舉的，很多都和中共的思想相違背，對中共而言，這些城邦和反動勢力無異。事實上在近代史上，這些中國城邦，特別是香港和廣東地區，都是革命勢力的溫床，對手握權力的人而言，絕對是除之而後快的對象，亦是中共多年來積極消滅粵語的原因。
作者對鄧小平（1904–1997）提出的「一國兩制」，和其主政時期所草擬的《基本法》有高度評價，但套用古封建思維去思想整件事，閣下會發現，前者是緩兵之計，後者完全是一個陷阱。
首先是「一國兩制」，其提出的主要目的有兩個：一是以此遊說台灣與內地融合，二是拖延。因若內地強行向香港實行「一國一制」，由於離主權移交的時間尚有超過十年的緩衝期，不論貧富，香港勢必牽起一場極大規模的難民走資潮，最後中共收回的，只會是一個「人又冇，錢又冇」的香港，這對於一直覬覦香港財富的中共來說（所以當年港英政府推出機場核心計劃時，中共才會擔心因造價過高而影響將來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閣下就知道他們堅持收回香港的原因），絕對是大災難。於是鄧以「一國兩制」麻痺港人，誘使港人和資產留低，然後利用《基本法》的漏洞，控制來港移民的審批權，和讓內地人在港出生子女得到居港權，讓忠於或不敢反抗共產黨的人成功來香港定居，爭取時間滲透香港，打破反共港人在數目上所佔的優勢，以此得到香港完全的控制權。所以作者所謂爭取完全落實「一國兩制」，或是取回移民審批權，完全是「捉錯用神」。至於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賺取更多外匯，只是bonus，並不是目的，更何況對中共官員來說，只要有權，大量金錢自然滾滾而來，所以才會有維穩費支出比軍費更高的現象，沒有權力，何來有錢，所以現在的中共領導層不是蠢，他們只是跟著鄧佈下的局繼續走罷了。
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港人除了要認識自身的歷史、位置外，我們更應該花時間去了解我們的敵人—「中國共產黨」究竟是甚麼，港人才有機會找到自身的出路。
集古封建思想於大成的中國共產黨
說到中國共產黨，當然不得不說使其脫離蘇聯控制，成為世上獨一無二政體的推手，毛澤東（1893–1976）。在所有不受中共控制，和毛有過接觸的人所留下的見證中，都把毛說成是一個拒絕接受外面世界先進思想的草包。可是就是這樣的一個草包，竟然可以控制中共長達四十一年！當中更有二十七年是站在中國權力的最高峰上，莫非中國人真的是傻子嗎？
那是因為毛雖然拒絕學習外面的事物，但他對中國古今歷史卻非常熱衷，最重要的，是他能把從中學到的知識，完美無缺地運用於他的統治上。而他這種充滿中國古封建味道的統治模式，被其後的歷任國家主席所採用。在這系統下，權力是一切好處的來源，為了維護權力，就要運用權術，當中沒有任何道義可言，只有我們所讀的封建時期歷史中的謀略，所以根本不能用現代的思考模式去思想他們。這也是嚴重受歐洲哲學思想影響的現代人的問題，就是以自己為中心去思想別人，可是對方完全不跟你那一套。國民黨、英國、香港，之所以在與中共交鋒中一直處於下風，就是因為我們一直以世界主流的思想去思想中共，妄想中共會遵守雙方訂下的條約，於是對對手的錯估，造成我們的失敗，相反，聰明的美國人放棄與中共協商、立約一途，運用謀略與其周旋，才一直處於上風。
封建思想的其中一名代表，羅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272–337）曾提出，要讓帝國穩定，就必須要持守一神、一帝國、一皇帝的思想。套用於現今的中共政權，就是一黨、一國、一局（毛澤東時期也是一皇帝，但他死後就轉為集體領導），所以對於中共這個封建政權而言，若讓不同的文化，即作者所說的城邦文化存在於一個國家內，輕則磨擦，重則內鬨，結果和古希臘城邦的收場一樣，以上這些都會造成國家的不穩定因素。再加上這些城邦所高舉的，很多都和中共的思想相違背，對中共而言，這些城邦和反動勢力無異。事實上在近代史上，這些中國城邦，特別是香港和廣東地區，都是革命勢力的溫床，對手握權力的人而言，絕對是除之而後快的對象，亦是中共多年來積極消滅粵語的原因。
「一國兩制」的真相
作者對鄧小平（1904–1997）提出的「一國兩制」，和其主政時期所草擬的《基本法》有高度評價，但套用古封建思維去思想整件事，閣下會發現，前者是緩兵之計，後者完全是一個陷阱。
首先是「一國兩制」，其提出的主要目的有兩個：一是以此遊說台灣與內地融合，二是拖延。因若內地強行向香港實行「一國一制」，由於離主權移交的時間尚有超過十年的緩衝期，不論貧富，香港勢必牽起一場極大規模的難民走資潮，最後中共收回的，只會是一個「人又冇，錢又冇」的香港，這對於一直覬覦香港財富的中共來說（所以當年港英政府推出機場核心計劃時，中共才會擔心因造價過高而影響將來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閣下就知道他們堅持收回香港的原因），絕對是大災難。於是鄧以「一國兩制」麻痺港人，誘使港人和資產留低，然後利用《基本法》的漏洞，控制來港移民的審批權，和讓內地人在港出生子女得到居港權，讓忠於或不敢反抗共產黨的人成功來香港定居，爭取時間滲透香港，打破反共港人在數目上所佔的優勢，以此得到香港完全的控制權。所以作者所謂爭取完全落實「一國兩制」，或是取回移民審批權，完全是「捉錯用神」。至於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賺取更多外匯，只是bonus，並不是目的，更何況對中共官員來說，只要有權，大量金錢自然滾滾而來，所以才會有維穩費支出比軍費更高的現象，沒有權力，何來有錢，所以現在的中共領導層不是蠢，他們只是跟著鄧佈下的局繼續走罷了。
港人一早已失去了主動權
為了鼓動市民爭取外交和軍事以外的自治權，作者否定「中共民主施捨論」（即香港的民主程度，是由中共控制），但問題是現在的主權已移交到中共手上，港人已失去和較「善良」的英國人商討自治的機會（其實想深一層，成功的機會也很微，因中英商討香港主權之時，正值美蘇冷戰，中美建交之時，那時的英國唯美國馬首是瞻，若英國不屈服，中國就極可能投向蘇聯，這絕不是美國想見到的，到頭來，香港也只是大國間政治角力上的棋子），港人的主動權已完全失去，所以無論用任何方式去爭取，由中共操控的特區政府仍是永不動搖（因若給予香港完全的自治，就代表中共主動放棄權力，這會造成骨排效應，所有在種族、文化上都和內地漢人不同的地區都會要求更大的自主權，甚至獨立，蘇聯解體事件就會馬上重演，加速中共的倒台），只會在能操控的情況下，給予港人極有限度的民主（若中共真有給予香港真普選的一日，就代表港人的選擇，全都是中共授意的人） 。港人若真的想自治，只能等待代表古封建的中共倒台後，和新政權爭取、議價。
作者另一令人咎病的地方，是為了保持香港的族群意識，不受內地人的「污染」，而拒絕和他們來往，放棄改變他們的思維，因他認為內地人容許殘暴不仁的獨裁政權統治了超過六十年，是罪無可恕，香港人既沒有拯救他們的責任，亦無能力改變他們已被中共洗腦的思想，所以鼓動港人放棄他們，專心地守住城邦。為了加強自己的說服力，作者更聲稱若中共倒台，接著上台的「民主政權」，因「國際屈辱、受害者情意結、生存空間緊迫、喪失領土的憤恨、對國際道義的不信任、工業紀律社會、中產階級的心靈狹窄、大企業家的愛國運動、企業產力迅速增長但大量青年就業困難」，極有可能成為如納粹德國般的法西斯軍國主義集團，所以港人不應該參與「建設民主中國」的運動上，以免引火自焚。
作者所言的「未來」，是眾多可能出現的中國未來（無論港人參不參與，中共總有一日都是會倒台的，因這是歷史定律：世上並無永恆不落的政權）中，最為惡劣的一個。既然是最惡劣，那它出現的機率自然也是最低。就算是出現，她真的變成一個法西斯軍國主義集團，他們豈不為了香港龐大的資產，馬上攻來香港，像當年的日軍一樣，掠奪一切嗎？那港人有沒有族群意識，接不接受內地人，在絕對的軍事威脅下，已無任何意義。為了避免最壞的情況發生，我們不是更需努力，把正確的價值觀教給內地人，增加由重視香港的角色，包容仁愛的人接手政權的機率，才是正路嗎？
作者常常說內地人是冥頑不靈的人，若真的是如他所言，就不會有異見人士和良心犯了。而且本人曾在《有危就有機》一文說過，他們是可改變的，這亦是我們一家的親身經歷。既然他們從前被洗腦，為甚麼我們不能反洗腦，把他們洗回正常？若因為困難而不去做，放棄教育他們，就是放棄一個改變中國的機會，對香港更不利，因新政權不會對拒絕自己的港人有好面色，反視我們為仇人，更要搾取香港的一切。但若我們對內地人好，增加親香港政權上台的機會，我們還是有機會保存我們所有。外交，其實就是和不同國家地區建立關係的過程，若雙方都不釋出善意，甚麼事情都談不攏。若新政權恩將仇報，他們就自己定下了罪，接受外來的譴責，我們亦盡了自己的責任，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和在歷史上的位置，沒甚麼好後悔。還有無論新政權是由甚麼人組成，要維持作者理想的「一國兩制」，其實都要付錢，才能得到對方外交和軍事上的保護，正如當年香港透過英商付錢給英國，換取外交上的幫助和軍事上的保護，世上怎會有免費午餐。
當然我們也接觸過無可救藥的內地人，面對這類人，我們自然要與之保持距離，以免引火自焚。但在我們認識的內地人中，雖然在文化上是有差別，大部分都是善良有禮，懂得感恩圖報的人，並不是全部都如大家在香港媒體上所看到的內地人一樣。這只不過是媒體嘩眾取寵的手法，並非是事實的全部。
最後作者最大的思想盲點是把一切理論化，而忽略了人心。對自中共立國至今，來到香港生活的人，無論是合法地，還是非法地來港，他們都是以個人的身分來，即是他們大多數人，都是有親人尚在內地。對非法來港的人而言，偷渡始終是高風險行為，自己一個人來，實屬正常。但自中共立國至今，其審批移民來港的方式，並不是以家庭為單位，而是以個人為準。這是有意為之的，目的是要把來港者的至親脅持在內地充當人質，即是古時的質子。所以即使那些人心中反共，也不敢做過激的行為，以免還在內地的家人受到中共的逼迫。這就是善於權術的中共政權，利用中國傳統重孝、重情的特點，控制人心的方法。這些權謀，才是中共之所以能迄立中國超過六十年的不二法門。因此那些來港者大都只視自己為因受逼迫，或為了討生活，而來到香港生活的中國人，所以「只愛國，不愛黨」才在香港這麼有市場，要那些人和內地割裂，等同要他們和內地的親人決裂，這根本是不合情理的做法。
港人的問題，不是因和中國過從甚密，而是因不懂政治、自私短視、對自身和世界認識不足，才在各國的角力間不懂如何保護自己。所以即使和中國割裂，若港人仍沒改善，仍是逃不了被其他勢力剝削的命運。
所以在古封建的中共仍掌權的今日，港人可以做的，就是緊守自身良好的價值觀，改掉不好的瑕疵，並利用香港仍享有資訊自由的優勢，用教育改變港人和內地人的思維，培養政治和外交的人才，靜待並把握因時局的變遷所帶來的機會。
對於香港充滿迷霧的前景，港人的而且確需要靜下來，反思自己和周遭的歷史，從而找出未來的方向，於是坊間就出現了如《香港城邦論》般的作品，為港人指點迷津。但對於對歷史、政治不熟識的人而言，這類政治論述作品始終過於艱澀，建議大家在讀這類作品前，最好對近兩百年來香港、內地、台灣、日本、蘇聯、英國和美國的歷史，特別是對華有關的歷史先有一定認識，弄清當中的利害關係，才好去閱讀這些政治論述作品，否則很容易被「一家之言」牽著鼻子走。
中港的未來
作者另一令人咎病的地方，是為了保持香港的族群意識，不受內地人的「污染」，而拒絕和他們來往，放棄改變他們的思維，因他認為內地人容許殘暴不仁的獨裁政權統治了超過六十年，是罪無可恕，香港人既沒有拯救他們的責任，亦無能力改變他們已被中共洗腦的思想，所以鼓動港人放棄他們，專心地守住城邦。為了加強自己的說服力，作者更聲稱若中共倒台，接著上台的「民主政權」，因「國際屈辱、受害者情意結、生存空間緊迫、喪失領土的憤恨、對國際道義的不信任、工業紀律社會、中產階級的心靈狹窄、大企業家的愛國運動、企業產力迅速增長但大量青年就業困難」，極有可能成為如納粹德國般的法西斯軍國主義集團，所以港人不應該參與「建設民主中國」的運動上，以免引火自焚。
作者所言的「未來」，是眾多可能出現的中國未來（無論港人參不參與，中共總有一日都是會倒台的，因這是歷史定律：世上並無永恆不落的政權）中，最為惡劣的一個。既然是最惡劣，那它出現的機率自然也是最低。就算是出現，她真的變成一個法西斯軍國主義集團，他們豈不為了香港龐大的資產，馬上攻來香港，像當年的日軍一樣，掠奪一切嗎？那港人有沒有族群意識，接不接受內地人，在絕對的軍事威脅下，已無任何意義。為了避免最壞的情況發生，我們不是更需努力，把正確的價值觀教給內地人，增加由重視香港的角色，包容仁愛的人接手政權的機率，才是正路嗎？
作者常常說內地人是冥頑不靈的人，若真的是如他所言，就不會有異見人士和良心犯了。而且本人曾在《有危就有機》一文說過，他們是可改變的，這亦是我們一家的親身經歷。既然他們從前被洗腦，為甚麼我們不能反洗腦，把他們洗回正常？若因為困難而不去做，放棄教育他們，就是放棄一個改變中國的機會，對香港更不利，因新政權不會對拒絕自己的港人有好面色，反視我們為仇人，更要搾取香港的一切。但若我們對內地人好，增加親香港政權上台的機會，我們還是有機會保存我們所有。外交，其實就是和不同國家地區建立關係的過程，若雙方都不釋出善意，甚麼事情都談不攏。若新政權恩將仇報，他們就自己定下了罪，接受外來的譴責，我們亦盡了自己的責任，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和在歷史上的位置，沒甚麼好後悔。還有無論新政權是由甚麼人組成，要維持作者理想的「一國兩制」，其實都要付錢，才能得到對方外交和軍事上的保護，正如當年香港透過英商付錢給英國，換取外交上的幫助和軍事上的保護，世上怎會有免費午餐。
當然我們也接觸過無可救藥的內地人，面對這類人，我們自然要與之保持距離，以免引火自焚。但在我們認識的內地人中，雖然在文化上是有差別，大部分都是善良有禮，懂得感恩圖報的人，並不是全部都如大家在香港媒體上所看到的內地人一樣。這只不過是媒體嘩眾取寵的手法，並非是事實的全部。
愛國不愛黨
最後作者最大的思想盲點是把一切理論化，而忽略了人心。對自中共立國至今，來到香港生活的人，無論是合法地，還是非法地來港，他們都是以個人的身分來，即是他們大多數人，都是有親人尚在內地。對非法來港的人而言，偷渡始終是高風險行為，自己一個人來，實屬正常。但自中共立國至今，其審批移民來港的方式，並不是以家庭為單位，而是以個人為準。這是有意為之的，目的是要把來港者的至親脅持在內地充當人質，即是古時的質子。所以即使那些人心中反共，也不敢做過激的行為，以免還在內地的家人受到中共的逼迫。這就是善於權術的中共政權，利用中國傳統重孝、重情的特點，控制人心的方法。這些權謀，才是中共之所以能迄立中國超過六十年的不二法門。因此那些來港者大都只視自己為因受逼迫，或為了討生活，而來到香港生活的中國人，所以「只愛國，不愛黨」才在香港這麼有市場，要那些人和內地割裂，等同要他們和內地的親人決裂，這根本是不合情理的做法。
港人的真正問題
港人的問題，不是因和中國過從甚密，而是因不懂政治、自私短視、對自身和世界認識不足，才在各國的角力間不懂如何保護自己。所以即使和中國割裂，若港人仍沒改善，仍是逃不了被其他勢力剝削的命運。
所以在古封建的中共仍掌權的今日，港人可以做的，就是緊守自身良好的價值觀，改掉不好的瑕疵，並利用香港仍享有資訊自由的優勢，用教育改變港人和內地人的思維，培養政治和外交的人才，靜待並把握因時局的變遷所帶來的機會。
對於香港充滿迷霧的前景，港人的而且確需要靜下來，反思自己和周遭的歷史，從而找出未來的方向，於是坊間就出現了如《香港城邦論》般的作品，為港人指點迷津。但對於對歷史、政治不熟識的人而言，這類政治論述作品始終過於艱澀，建議大家在讀這類作品前，最好對近兩百年來香港、內地、台灣、日本、蘇聯、英國和美國的歷史，特別是對華有關的歷史先有一定認識，弄清當中的利害關係，才好去閱讀這些政治論述作品，否則很容易被「一家之言」牽著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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