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之所以撰寫《是捷徑還是歧路》一文,是因為去年底參觀位於孫中山(1866–1925)故鄉中山市翠亨村的孫中山紀念館
對當中所展出的孫中山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深受啟發,而去寫了以上那篇文章。承接前文,今日我主要探討的,並非孫氏生平,而是他所作出,影響著整個中國大陸歷史走向的每一個選擇。
南北和議
1911年辛亥革命後,全國響應,不到兩個月時間,清朝二十二個行省中,就有十五個省宣佈獨立。於是清廷起用袁世凱(1859–1916),帶領由其親身建立、訓練的清廷最精銳部隊—「北洋軍」去平亂。但由於袁世凱一直支持新政,又感革命軍勢大,已視清廷為明日黃花,再加上其個人野心,所以袁的南下,名為平亂,實則和革命軍議和,以換取更大的政治利益。
那時獨立各省,勢力龐雜,並無一主心骨,因此當眾革命黨人中名望最高的孫中山聞訊回國時,眾人馬上推舉孫為臨時大總統,繼續和袁世凱和談,並提出只要袁能使清帝退位和贊成共和,就讓他出任未來的民國大總統。結果袁兌現承諾,逼使清帝退位,戰爭結束,民國建立,袁也得償所願,成為第一任中華民國大總統。
事實上這可謂是當時的最佳選擇,因為這樣能避免讓中國陷入內戰,使因戰爭而死亡的人數大為減少。而且當時無論是實力,還是名望,都以袁世凱為首(孫中山空有名望,卻無實力),由他任大總統,能起到穩定局勢的作用。再加上當時的國人,對於民主、內閣、議會的認識其實非常薄弱,因此革命黨人可藉著這個政局較為穩定的時期,實行全民教育,使中國能擁有適合建立民主政權的土壤,以限制袁的權力。事實上,國民黨黨父—宋教仁(1882–1913)正正就是在做這種事情。
可是南北和議後,孫中山好像以為自己已革命成功了一樣,置自己的名望,對民主的深切認識於不顧,不去繼續辛亥革命前自己所一直致力於的宣揚革命、民主等思想的工作,而安於其全國鐵路督辦,使革命黨人逐漸失去對袁世凱的制衡。這可謂其第一個失敗選擇,不過對情勢帶來的影響並不算太壞,因中國還有宋教仁。
二次革命
真正讓中國開始進入萬劫不復深淵的,就是因宋教仁遇刺身亡,孫中山發起,針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宋教仁之死,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懸案,有人認為宋為袁世凱的黨羽所殺,還有人推測是國民黨人所為。原本大多數意見都認為應循法律途徑調查此事,可是孫卻力排眾議,認定袁是兇手,力主起兵反袁,史稱二次革命。雖然由於實力不足,革命旋即失敗,但卻開了以武力解決政治爭端的先河,讓好不容易穩定下來的局勢,再次進入混亂時期。
其實即使在宋教仁死後,國會仍能發揮作用,民眾對民主亦已初有認識,這從袁世凱稱帝失敗中可以看出來。只要孫中山繼承宋的衣缽,繼續宣揚民主,台灣式的民主政治原本指日可待。可是孫偏偏要以武力手段解決問題,更親自推翻其民主思想,要求革命黨人只忠於他一人,還硬把建國程序分為三個階段,即軍政時期、訓政時期和憲政時期,生硬地推遲本已開始擁有實行憲政的國情,使中國正式進入「歧路」‥‥
五九國恥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逃往日本,為了得到資金反袁,不惜出賣祖國利益於日本人。結果於1914年,日本藉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列強無暇東顧的時機,以孫的賣國舉動,要脅中國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最後經袁多番斡旋,於1915年5月9日宣佈接受《二十一條》部分條款,即《中日民四條約》,袁更定此日為中國國恥日,史稱為五九國恥。
為了建立心目中的中華民國,孫中山越發不擇手段,竟然與一直以來覬覦中國土地的日本合作,甚至不惜出賣祖國利益。結果引狼入室,使日本勢力深植中華,成為日本侵華其中一大誘因。而最糟糕的,並不是八年抗戰中所帶來的傷亡,而是給予共產黨壯大的機會,使中國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聯俄容共
上個世紀的共產黨,就像是以糖衣包裝的毒藥,無數人都被其美好的外表所吸引,而孫中山就是那些人當中其中一個‥‥
一直以來,列強,包括日本,都只視源自袁世凱的北洋政權為中國唯一合法政權,因此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一直以來都是勢孤力弱,碰巧新成立的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即蘇聯共產黨的前身)政權急於輸出共產革命,於是宣布廢除前沙俄與中國部分不平等條約,孫開始考慮與蘇俄支持的中國共產黨合作的可能性。
1923年1月,孫與蘇俄政府全權代表越飛(Adolph Abramovich Joffe,1883–1927)在上海會面,正式討論有關合作細節。孫、越會面後,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引入蘇俄顧問改造國民黨,並建立黨軍。俄方表示會從外蒙古撤軍,承認中國對外蒙古主權(事實是蘇俄從沒有從外蒙撤軍),並不在中國進行共產革命,因共產主義並不適合中國國情(雖然蘇俄致在控制中國,而非奪權,但以毛澤東,1893–1976,為首的部分中國共產黨員並不是這樣想)。
與共產國際合作後,蘇俄不但給予孫大量軍火和金錢援助,更派出軍事顧問幫助孫建軍北伐,而孫同意讓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並差派蔣介石(1887–1975)率代表團赴蘇聯考察。結果被蔣發現共產黨在糖衣以下的毒藥,於是馬上寫信給孫,直言「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但孫充耳不聞,繼續堅持「聯俄容共」。雖然革命軍旋即推翻北洋政權,但卻種下禍根。情況就如西晉「八王之亂」一樣,各王不斷勾結「外國勢力」,結果造成長達百年的「五胡亂華」局面。
這還真是有夠諷刺
雖然在孫死後,蔣馬上撥亂反正,實行「清黨」,但那時的中國共產黨雖仍弱小,卻在孫的蔭庇下,已成功在中國站穩腳跟,更有不少秘密黨員成功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核心位置,靜待發難時機,再加上蔣處事不夠狠毒,無法把共黨趕盡殺絕,還有八年抗戰的推波助瀾,讓中國共產黨最後以弱勝強,使中國陷入顛倒是非、道德淪喪,比任何封建專制政權更高壓專制的惡夢中,而這惡夢,到現在還沒醒來‥‥
若用近代史來作比喻,我會把上個世紀初的中國政權比作上世紀末的南非:種族隔離政權就是滿清政府,曼德拉(Nelson Mandela,1918–2013)就是孫中山。其實兩人早期的經歷都甚為相似:兩人也是革命的先行者,亦是革命思想的奠基者,並照亮著各革命勢力的方向;在革命路上,二人也因各自原因而中途退出(曼德拉因坐牢,孫因要遊走國外尋求資助);二人都不是推翻舊有政權的終結者,卻被各方革命勢力推舉為精神領袖。但二人的相似也到此為此,因二人接著選擇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曼德拉選擇以和平、寬恕的心去處理留下來的種族問題;孫卻選擇以暴力去解決在國內遇到的問題,二人選擇的道路誰好誰壞,歷史已給出答案。
因此辛亥革命成功後,回到國家的孫中山的定位,就是曼德拉!以其名望,只要他繼續宣揚、改善其民主思想,不出數年,中華民國大總統還是他的囊中物,我國也能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孫中山的前半生,一直都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順流而下,中國也向著美好的方向前進。可是其後半生,因一念之差,選擇了一條血腥的道路,當中充滿了欺騙和背叛,而孫一直都沒有從那染血的道路中清醒過來,偏行己路,逆流而行,最後被世界潮流所亡,只有其三民主義的思想,經歷多年劫難後,才能在小小的台灣中開花結果,其餘的中華民族土壤仍處於專制封建的陰影中,這不正是中華民族的「歧路」麼?
參考書目:
1. 許行(2011)《重新評價孫中山》開放雜誌三月號
2. 馮崇義、楊恒均(2011)《辛亥革命的正面價值》開放雜誌三月號
3. 莊平(2011)《袁世凱的歷史地位》開放雜誌五月號
4. 許行(2011)《宋教仁悲劇延續一百年》開放雜誌十一月號
5. 陳破空(2011)《百年反思,孫中山是問題人物》開放雜誌十一月號
6. 曹長青(2011)《幫助中共「坐大」的五種人》開放雜誌十一月號
7. 金鐘(2011)《孫中山的政治遺產》開放雜誌十一月號
8. 董炯明(2011)《孫中山幾次賣國不成》開放雜誌十一月號
後記:在以上的參考文章中,有不少都把孫中山批評得體無完膚、不堪入目,完全違反過去百年兩岸對孫氏的形象。不過我並不是孫中山,無法判定他的行動是出於私心,還是好心做壞事。無論是出於何心,他還是作出了選擇,這才是本文的主題,希望以孫氏的選擇作為警戒,使大家在面對人生的每一個抉擇中,都能以最高原則(對基督徒來說就是聖經的原則)作依歸,作出真正對自己和身邊人最好的選擇。
一直以來,列強,包括日本,都只視源自袁世凱的北洋政權為中國唯一合法政權,因此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一直以來都是勢孤力弱,碰巧新成立的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即蘇聯共產黨的前身)政權急於輸出共產革命,於是宣布廢除前沙俄與中國部分不平等條約,孫開始考慮與蘇俄支持的中國共產黨合作的可能性。
1923年1月,孫與蘇俄政府全權代表越飛(Adolph Abramovich Joffe,1883–1927)在上海會面,正式討論有關合作細節。孫、越會面後,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引入蘇俄顧問改造國民黨,並建立黨軍。俄方表示會從外蒙古撤軍,承認中國對外蒙古主權(事實是蘇俄從沒有從外蒙撤軍),並不在中國進行共產革命,因共產主義並不適合中國國情(雖然蘇俄致在控制中國,而非奪權,但以毛澤東,1893–1976,為首的部分中國共產黨員並不是這樣想)。
與共產國際合作後,蘇俄不但給予孫大量軍火和金錢援助,更派出軍事顧問幫助孫建軍北伐,而孫同意讓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並差派蔣介石(1887–1975)率代表團赴蘇聯考察。結果被蔣發現共產黨在糖衣以下的毒藥,於是馬上寫信給孫,直言「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但孫充耳不聞,繼續堅持「聯俄容共」。雖然革命軍旋即推翻北洋政權,但卻種下禍根。情況就如西晉「八王之亂」一樣,各王不斷勾結「外國勢力」,結果造成長達百年的「五胡亂華」局面。
這還真是有夠諷刺
雖然在孫死後,蔣馬上撥亂反正,實行「清黨」,但那時的中國共產黨雖仍弱小,卻在孫的蔭庇下,已成功在中國站穩腳跟,更有不少秘密黨員成功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核心位置,靜待發難時機,再加上蔣處事不夠狠毒,無法把共黨趕盡殺絕,還有八年抗戰的推波助瀾,讓中國共產黨最後以弱勝強,使中國陷入顛倒是非、道德淪喪,比任何封建專制政權更高壓專制的惡夢中,而這惡夢,到現在還沒醒來‥‥
孫中山的定位
若用近代史來作比喻,我會把上個世紀初的中國政權比作上世紀末的南非:種族隔離政權就是滿清政府,曼德拉(Nelson Mandela,1918–2013)就是孫中山。其實兩人早期的經歷都甚為相似:兩人也是革命的先行者,亦是革命思想的奠基者,並照亮著各革命勢力的方向;在革命路上,二人也因各自原因而中途退出(曼德拉因坐牢,孫因要遊走國外尋求資助);二人都不是推翻舊有政權的終結者,卻被各方革命勢力推舉為精神領袖。但二人的相似也到此為此,因二人接著選擇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曼德拉選擇以和平、寬恕的心去處理留下來的種族問題;孫卻選擇以暴力去解決在國內遇到的問題,二人選擇的道路誰好誰壞,歷史已給出答案。
因此辛亥革命成功後,回到國家的孫中山的定位,就是曼德拉!以其名望,只要他繼續宣揚、改善其民主思想,不出數年,中華民國大總統還是他的囊中物,我國也能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結語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孫中山的前半生,一直都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順流而下,中國也向著美好的方向前進。可是其後半生,因一念之差,選擇了一條血腥的道路,當中充滿了欺騙和背叛,而孫一直都沒有從那染血的道路中清醒過來,偏行己路,逆流而行,最後被世界潮流所亡,只有其三民主義的思想,經歷多年劫難後,才能在小小的台灣中開花結果,其餘的中華民族土壤仍處於專制封建的陰影中,這不正是中華民族的「歧路」麼?
參考書目:
1. 許行(2011)《重新評價孫中山》開放雜誌三月號
2. 馮崇義、楊恒均(2011)《辛亥革命的正面價值》開放雜誌三月號
3. 莊平(2011)《袁世凱的歷史地位》開放雜誌五月號
4. 許行(2011)《宋教仁悲劇延續一百年》開放雜誌十一月號
5. 陳破空(2011)《百年反思,孫中山是問題人物》開放雜誌十一月號
6. 曹長青(2011)《幫助中共「坐大」的五種人》開放雜誌十一月號
7. 金鐘(2011)《孫中山的政治遺產》開放雜誌十一月號
8. 董炯明(2011)《孫中山幾次賣國不成》開放雜誌十一月號
後記:在以上的參考文章中,有不少都把孫中山批評得體無完膚、不堪入目,完全違反過去百年兩岸對孫氏的形象。不過我並不是孫中山,無法判定他的行動是出於私心,還是好心做壞事。無論是出於何心,他還是作出了選擇,這才是本文的主題,希望以孫氏的選擇作為警戒,使大家在面對人生的每一個抉擇中,都能以最高原則(對基督徒來說就是聖經的原則)作依歸,作出真正對自己和身邊人最好的選擇。